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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最近有一个相当奇怪的说法，说汉族政权建立后往往会对开国功臣进行清算。粗看一下，这种说法好像颇有道理，如汉朝建立后被一一平灭的异姓诸侯王，还有七国之乱后憋屈死于牢狱之中的周亚夫，而明初则更是有牵连甚广的所谓洪武四大案。不过，如果对汉朝和明朝历史有所了解，就会发现无论是汉朝对于异姓王的绞杀，还是明初的洪武四大案，其根本症结仍是在于皇权在形成过程中的集权倾向。将这种行为总结为汉人政权滥杀功臣，其实有失偏颇，事实上，不仅汉人政权如此，其他民族建立的国家，也都难以避免因为种种原因导致对于功臣勋贵的杀戮
先来聊一聊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北魏和北周，这两个由鲜卑族建立的政权，其开国及发展过程中对功臣的清洗和屠戮，充满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融合的复杂色彩。与元朝、清朝初期的斗争相比，这两朝对功臣的杀戮更多地与皇权强化、汉化改革以及胡汉矛盾交织在一起。
北魏对于功臣的屠戮最为疯狂的时期当属道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北魏名臣崔浩曾被北魏道武帝、 明元帝 和 太武帝三代皇帝器重，更是北魏在北方统一战争中的重要谋主，《魏书》称“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
但就是这样一个“自比于子房”的能臣，却因为牵扯胡汉权力争斗莫名死于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的国史之狱，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太武帝拓跋焘以修史宣扬“国恶”的罪名将崔浩族诛，同时株连被杀的还有崔浩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北方士族。
国史之狱后，北方汉人士族遭到毁灭性打击，此后直到孝文帝改革前，汉人在北魏中枢的政治影响力大幅衰退。
而北周初期或者说西魏时期对于功臣的杀戮，则是权臣宇文护的篡位有关。宇文护是西魏创立者宇文泰的侄子，也是其死后权力的实际接管者。宇文护掌权后，先逼迫西魏恭帝拓跋廓禅位于宇文觉，建立北周。
其后不久，即弑杀西魏末帝，彻底断绝元魏复辟的可能。而后，这位宇文泰的好大侄又再次杀害被北周理论上的开国皇帝孝闵帝宇文觉、北周明帝宇文毓，达成“连杀三帝”成就，最后被北周第三位皇帝武帝宇文邕反杀。但此时，权臣宇文护已经诛杀了多位功勋大将，如地位尊崇至极的八柱国中，赵贵、独孤信、侯莫陈崇，都死于宇文护之手。
《中国通史》曾说：今（唐）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当时荣盛，莫与为比，而这样的八柱国，宇文护一共杀了三个
▲宇文护：我喜欢“3”这个数字
言归正传，宇文邕诛杀宇文护后，虽对宇文护家族极其核心党羽进行了清洗，但客观来讲范围控制得较好，并未大规模牵连关陇集团的其他成员。他重新启用和团结了关陇集团中如韦孝宽、杨忠等军功重臣，弥合了因政治斗争而区域分裂的朝堂局势，而这种“相对温柔”的举措也为北周后来灭北齐、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总体而言，北魏初年和北周初年政治清洗的底色不尽相同，前者主要由胡汉民族融合过程中的文化冲突引发的动荡，而后者则是更加赤裸裸的政治权利争斗，亦是改朝换代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
金朝的情况相比之下更加特殊，其立国后的政治倾轧，既有胡汉文化融合带来的理念冲突，更有权利更迭过程中的清算。完颜阿骨打起兵立国后，金国其实依旧处于一种部落制度的绪余中。
根据《金史·撒改传》记载：“太祖即位后，群臣奏事，撒改等前跪，上起，泣止曰：‘今日成功，皆诸君协辅之力，吾虽处大位，未易改旧俗也。’撒改等感激，再拜谢。凡臣下宴集，太祖尝赴之，主人拜，上亦答拜。”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这种行止自然不是政治动物的即兴表演，从这条史料也不难发现，金太祖虽然已经称帝，但其与各部首领之间并无太多君臣之别，相反，在其他女真贵族眼中，金太祖仍然只是女真的一名“勃极烈”。其余贵族对他的尊敬，多半出于对于其功勋的肯定，而非对其金国皇帝身份的认同。总而言之，这种君臣关系更像是部落制时代的一种延续。
与之类似的，还有金代的猛安谋克制度。“太祖命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一如郡县置吏之法”，将猛安谋克制度比作郡县制的变种，只是用于方便我们了解女真制度的一种视角，但两者之间差异极大。实际上，这不过是女真人为了在占领区实行有效控制，不得已推行的一种军事动员与行政治理结合的体制。
天辅六年“十月丙戌朔，（太祖）次奉圣州。诏曰：‘朕屡敕将臣，安辑怀附，无或侵扰。然愚民无知，尚多逃匿山林，即欲加兵，深所不忍。今其逃散人民，罪无轻重，咸与矜免。有能率众归附者，授之世官”，这里所说的“世官”正是猛安、谋克等部落统领。
如果从实际论，猛安谋克制度本身兼着爵位、军衔、亲民官等多种功能，譬如完颜娄室，他本身兼有行军司都统、金牌万户、世袭猛安等多重身份，除了有着属于自己的私军猛安外，同时还因为本属黄龙府世袭猛安，所以娄室及其子活女还享有黄龙府的税收、司法、行政权。
女真建国后，在接收宋、辽降人及其部曲的时候依旧采用的猛安谋克制度，不仅其统领者为原首领无疑，就连这些首领也如同女真猛安谋克一般保留着“世官”性质，即世袭权利。而降人尚且如此，原有的女真猛安谋克们又怎么可能在建国后反而失去了原先的部落权利？
这种部落制传统的遗蜕，自然而然的影响到了金国政治体制的发展，天会三年十二月，“斡离不、粘罕分道入侵南宋。东路之军斡离不主之，建枢密院于燕山，以刘彦宗主院事；西路之军粘罕主之，建枢密院于云中，以时立爱主院事。国人呼之‘东朝廷’、‘西朝廷’”。
枢密院是宋朝最为重要的军事机构，昔日靖康年间，同知枢密院事（即枢密副使）许翰一力催促下，就逼得西军老将种师中不得不舍弃辎重，率部轻装简行去支援太原，最终兵败身死。但到了金国这里，枢密院却成了东西路两军的下属机构，从此也能看出金国浓烈的先军体制特点了。
这种先军体制在女真建国之初赋予了其极强的部队战斗力，但建国之后，尤其是完颜阿骨打、完颜吴乞买相继去世后，新生代金国掌权者又岂能坐视自家被架空分散。
金熙宗掌权后，于皇统六年（1146年）进行汉化改革，亲祭孔子庙，禁止买卖贫民为奴，除辽铁禁，完善军事、户籍、赋税制度，与旧派金国贵族爆发剧烈冲突，这场冲突中首当其冲的正是曾经的西路军首领完颜粘罕。
完颜粘罕不仅本人极富军事韬略，其麾下更有如完颜娄室、完颜银术可这样的方面大将，甚至于完颜谷神这位立国之初就受命创制女真文字（即“女真大字”）的汉化大师也是其心腹。
粘罕作为金朝开国功臣，长期掌控河东、河北两路军政大权，因其手握重兵且党羽众多，金熙宗未直接与粘罕对抗，而是采用明升暗降策略，将粘罕从其经营多年的地方调离，召至中央任命为“太保、领三省事”，这看似是给予高位，实则使其脱离军队、封地。
之后，为打击粘罕集团，以“贪污罪”将粘罕心腹高庆裔（渤海人，曾任西京留守，掌握地方行政与部分兵权）下狱，最终高庆裔、萧庆等人被杀。左右丞高庆裔、萧庆这对左膀右臂被除去，意味着粘罕被彻底架空，不久便 “抑郁而死”。粘罕死后，金熙宗以 “田毂案”为由，继续大兴狱案，处死田毂、奚毅、邢具瞻等粘罕余党，并流放其余党羽，彻底瓦解粘罕一系对于朝堂的影响。
粘罕一系瓦解并不意味着金人上层内部的统一，而是第二轮混乱的序幕。此后，金熙宗开始对完颜宗磐、完颜宗隽等人进行打击。
完颜宗磐为太祖完颜阿骨打之子，宗隽为太祖之弟，这两人所代表的是希望维持女真旧制的宗室贵族势力，如宗磐甚至主张通过归还河南、陕西之地与宋与宋和解，这无疑与金熙宗的集权汉化主张相悖，1139年，金熙宗谋反罪诛杀宗磐、宗隽，同时用近乎于瓜蔓抄的方式清洗了一大批旧贵族官员，进一步削弱宗室势力。
1143年，金熙宗继续对完颜希尹（完颜谷神）及其党羽下手，以交通皇后和谋逆大罪下旨处死，其弟完颜谋里也一同被杀，不过，有人认为，作为女真少有的汉化初代贵族，完颜希尹对于汉化本身并不反对，金熙宗对完颜希尹一派的清洗，与其本人执政后期精神失常有关，与所谓推行汉制却无太多直接关系。
▲完颜亮
至于元朝，其内部的混乱程度同样不亚于金朝初年的内斗，甚至由于内斗双方均握有兵权，其内耗过程之惨烈，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冲突或许源自于蒙古传统的部落联盟制度与中原中央集权体制的矛盾，亦或许只是统治集团内部对权力和资源分配激烈争夺的排他性。
1259年7月，蒙古第四任大汗蒙哥在攻打南宋合州钓鱼城时猝然去世。由于他没有留下明确的继承人，导致蒙古高层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蒙哥有两个同母弟：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忽必烈常年经营汉地，深受汉文化影响，身边聚集了大量汉人幕僚（如刘秉忠、姚枢等）。
他受蒙哥之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并正在率军攻打南宋鄂州。而阿里不哥作为“守灶幼子”，按照蒙古传统留守帝国首都哈拉和林，主持朝政，得到了蒙古本土保守贵族和大多数蒙古宗王的支持。
蒙哥死讯传出后，双方立刻展开了争夺汗位的行动。阿里不哥本就位于首都哈拉和林，掌握着中央政府和国库，具有法理上的优势。他迅速派兵占领蒙哥的斡耳朵（宫帐），并以监国身份号令各方，争取时间在蒙古本土召开传统的“忽里台大会”。他的支持者主要是西方的宗王，如钦察汗国的别儿哥、察合台汗国的阿鲁忽等。
而忽必烈在得知蒙哥死讯后，接受谋士郝经“断然班师，亟定大计”的建议，立即与南宋权相贾似道秘密议和，迅速北返。他深知在哈拉和林与阿里不哥竞争没有优势，于是抢先行动。1260年5月，他在自己经营多年的开平城（今内蒙古正蓝旗）召集了主要由东道诸王（成吉思汗诸弟后裔）和部分支持他的宗王参加的“忽里台大会”，被推举为大汗。
▲忽里台大会
传统的忽里台应在蒙古草原召开，并由所有宗王共同推举。他的抢先一步，被阿里不哥一方视为篡逆。于是，仅仅一个多月后，阿里不哥也在哈拉和林召开了自己的忽里台大会，也被拥立为大汗。至此，蒙古帝国出现了两位大汗，内战不可避免。
内战爆发之初的1260年，忽必烈先发制人，凭借其掌握的汉地雄厚资源，迅速出兵，控制了对蒙古本土至关重要的粮食供应线——从汉地通往和林的粮道。同年冬，忽必烈亲征，在巴昔乞和昔木土脑儿两次战役中击败阿里不哥的主力军。
后者被迫放弃哈拉和林，向西北逃往其根据地吉利吉思（今叶尼塞河上游），并假意向忽必烈投降，忽必烈遂班师回朝，但阿里不哥利用喘息之机重组军队。1261年底，阿里不哥突袭忽必烈驻守哈拉和林的部将，双方再次爆发激战。这次战役异常惨烈，胜负未分，但双方都损失惨重，各自退兵。
1262年，阿里不哥的后方出了问题。为了获取资源，他委任察合台之孙阿鲁忽去掌管察合台汗国，让他提供兵员和给养。但阿鲁忽在掌握实权后，转而投靠了忽必烈，扣留了阿里不哥的物资。
这一背叛使阿里不哥瞬间陷入孤立无援、物资匮乏的境地。为求生路，他不得不西征讨伐阿鲁忽，虽然一度攻占察合台汗国首都，但因其军队在沿途劫掠，失尽民心，最终被阿鲁忽击败。
与此同时，忽必烈稳固了中原，切断了所有对阿里不哥的物资供应。1264年春，走投无路、众叛亲离的阿里不哥，在面临部下大规模叛逃的情况下，被迫向已经迁都至大都（今北京）的忽必烈投降。虽然按照蒙古“罪只一身”的传统，忽必烈赦免了阿里不哥本人以及大多数他的部下，处死了他身边的主要谋臣。
但阿里不哥在投降后不久便神秘去世。而这场内战的影响还不仅如此，此后忽必烈虽然成为了公认的大汗，但他的胜利是建立在汉地资源基础上的，其合法性始终受到西方三大汗国（钦察、察合台、窝阔台）的质疑。此后，元朝与西方汗国渐行渐远，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帝国。
而这场战争的结束也让忽必烈不得不将统治重心向中原转移——忽必烈的胜利，标志着蒙古帝国的政治中心从草原的哈拉和林永久性地转移到了汉地的大都。元朝从此更多地以一个中原王朝的面貌出现，而非一个草原帝国。
此后，元朝始终处于内耗的怪圈中。哪怕在一个汗王已经不明不白的身死之后，蒙古勋贵强烈不满对于忽必烈重用汉人幕僚和对于汉法的推行依旧有着极强的不满。而以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为代表的色目官僚集团，凭借理财能力获得信任，这一集团与太子真金为首的汉法派形成激烈党争，最终导致阿合马于1282年被刺杀，其党羽也遭到清算。
但真金太子也没能笑到最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春，一南台御史不知是急于推真金太子上位还是出于其他目的，竟上书“言帝春秋高，宜禅位于皇太子，皇后不宜预外事。”
汉法派虽然极力遮掩，但在阿合马余党的推波助澜下，奏疏内容最终被忽必烈所得知，赖丞相安童等人斡旋，真金太子并未被之罪，但却依旧于同年忧惧而死，汉法派失去核心支柱。而忽必烈晚年重用桑哥等敛财之臣，则再次引发朝局持续动荡，这次动荡，直至1291年桑哥被处死并牵连大量官员才宣告结束。
元朝的政治困境在于，维持蒙古“家产制”分封传统的同时，其中原地区却又不得不仰赖汉式官僚体系才得以稳定，这就导致宗王、勋贵、官僚三大集团持续博弈。如忽必烈对东道诸王乃颜之乱和西道诸王海都之乱的镇压，实质是中央集权与藩王自治的冲突。
这种持续不断的政治清洗几乎成了元朝畸形的自洁传统，从1307年到1333年，短短26年间竟然有多达9名皇帝继位，而每次皇权更迭又都伴随着大规模清洗，这继而导致元朝政策几乎毫无连续性可言。
而中央斗争如此频繁，更是让这种动荡蔓延至行省，权臣通过宣慰使司等机构安插亲信，形成诸如勃罗帖木儿与察罕帖木儿等军阀混战，最终加速元末红巾军起义的蔓延。
这种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和混乱程度，远超汉唐明清等统一王朝。其根源在于，其试图用草原军事同盟的松散架构统治广袤农耕文明，而未能建立稳定的继承制度与政治共识。这种持续内耗不仅消耗了建国初期的军事优势，更使元朝仅存98年便退回漠北，成为秦以后首个被农民起义直接推翻的大一统王朝。
与元朝不同，清朝作为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其开国初期的权力斗争虽然同样激烈，但区别在于：清朝的统治集团在入关前就通过残酷的内部整合，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固的核心，从而避免了元朝那样迅速的分裂。
当然，即使如此，这种发端于血亲间的权利斗争，依旧充满了不详的血腥之气。努尔哈赤时代，其长子褚英骁勇善战，被努尔哈赤立为汗位继承人。但这位钦定二代目却因为急于削夺其他元老和贝勒们的权力，遭到后者的集体绞杀：五大臣和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联合控告褚英，称其有篡位之心。
努尔哈赤为了维护集团内部的稳定，于1613年将褚英囚禁，两年后，努尔哈赤以“不思悔改”为由，将褚英处死。
褚英之死，让皇太极有了上位的可能，他并非长子，却依靠权术和联盟打击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位贝勒，成功上位。1629年，阿敏在永平之战中弃城逃跑，皇太极借此机会，召集诸贝勒议定其“十六大罪”，将其终身幽禁，其统帅的镶蓝旗则被收回。
1631年，在大凌河战役中，莽古尔泰与皇太极发生争执“露刃御前”。皇太极以此为由，革去其大贝勒爵位，剥夺其部分牛录。次年，莽古尔泰莫名“暴卒”。其弟德格类不久后也神秘死亡。
这还不算结束，莽古尔泰和德格类死后，有人告发他们生前曾与妹妹莽古济（哈达公主）密谋夺位。皇太极借此兴起大狱，将莽古尔泰和德格类的子孙削除宗籍，其正蓝旗被皇太极吞并，并组建新的“上三旗”。这场规模空前的大清洗，让皇太极得以将传统的八王议政制度，逐步转变为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这在事实上也为清朝入主中原奠定了制度基础。
1643年皇太极突然驾崩，没有指定继承人，皇长子豪格和睿亲王多尔衮势均力敌，剑拔弩张。为避免内部分裂，双方妥协，拥立皇太极幼子、年仅六岁的福临（顺治帝）即位，由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此后，多尔衮迅速排挤济尔哈朗，独揽大权，成为“皇父摄政王”。
同时，他继续罗织罪名，将政敌豪格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其福晋也被多尔衮纳娶，豪格的正蓝旗势力则被多尔衮吞并和控制。这还不算结束，已然成为大清摄政的多尔衮继续对支持顺治的两黄旗元老，如鳌拜、索尼等人进行打压，部分大臣还遭到了罢黜。
这种对于皇权的凌驾和压制在不久的将来迎来了反攻倒算，其死后，顺治公布多尔衮十四条大罪，削其爵位，撤其庙享，并下令掘墓鞭尸，焚骨扬灰。其党羽也被处死或贬斥。而遭遇其打压多年的豪格一系也终于被平反。
然而，顺治的早逝，让原本重新稳固下来的权力结构再次崩盘。康熙幼年登基，顺治帝所指派的所谓辅政四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也开始内讧。原先居于末位的鳌拜凭借军功和手腕，逐渐架空他人，独揽朝纲。
这位满清巴图鲁通过推行“圈地换地”政策，打击异己，甚至公然在朝堂上逼迫少年康熙帝处死另一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皇权受到严重挑战。
而康熙的反击也来得格外迅速，1669年，年仅16岁的康熙暗中训练一批少年侍卫，在宫中设伏，出其不意地将鳌拜擒拿。鳌拜被囚后，康熙历数鳌拜三十大罪，将其终身监禁。其党羽或被处死，或被革职。
至此，清朝初期皇权与权臣的争斗才告一段落。康熙以此事件彻底终结了开国以来功臣、宗室对皇权的长期威胁，也标志着清朝绝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完全确立。清初的政治斗争极有特点：其斗争核心基本围绕八旗（尤其是上三旗）控制权的争夺展开。谁掌握了更多的旗份，谁就拥有了权力基础。
从努尔哈赤时代的贵族共治，到皇太极、顺治、康熙三代不断削弱宗室、权臣权力，清代皇权日益巩固，而权力斗争的失败者们，从褚英、莽古尔泰到多尔衮、鳌拜，不仅身死或被囚，其家族和政治势力也遭到铲除。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与元朝持续的内战和分裂不同，清朝在入关前就通过一系列残酷但高效的内部清洗，完成了权力核心的整合，形成了一个目标基本一致的统治集团或者说利益共同体，这也是其能成功入主中原并长期统治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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